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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和道家讲的道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天地大道对吗

发布日期:2019-07-12 15:52   来源:未知   阅读:

  无为是道家讲的。其实儒家的教义在不同时间讲的也不同比如:1、天下大同:(这是孔子的思想,应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巳;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巳。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汉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讲的是君权神授,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实现大一统格局3、宋代以后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与儒家一样,法家、道家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统治哲学流派;而佛教对隋唐以后的中国曾产生过较大影响。 儒家:鹰犬文化(奴性、各种礼、各种勾心斗角、专门减人民情商); 佛家:绵羊文化(忍让、五胡乱华、迷信、无逻辑、专门减人民智商); 法家:野狼文化(强势、霸道、好战、功利、实用、赢的快输的也快); 道家:龙虎文化(无为、因循天道、可进可退、与时迁徙、应物变化)。1、法家与儒家法家的著作主要有《黄帝四经》、《韩非子》等。法家与儒家的区别归纳起来:法家治道是不引导教化人的立身之本而妄图强制规范人的行为的治末之道;而儒家治道是通过弘扬人性中的贤性之本(仁义礼智)去抑制不肖性之本(贪私仇惰)以引导规范人的立身之本(形成稳定的贤性),从而使民自“知所去就”的治本之道。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不同:儒家也是从研究人性的特征出发,认为人有仁贪两重性,弘扬人性中的善以抑恶,所以,提倡以仁义为核心统一的价值观是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所以,立法执法、选材考功、尊卑秩序以至君王的修身立德,都要求以统一的价值观为标准来设定、衡量与评价;因此,就法而言,也更符合人性之仁,百姓守法也更具自觉性。而法家认为人性本恶,所以法是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在立法标准和执法倾向上,更强调体现君王的个人意志,更突出法的强迫性(而非自觉性)。2、治道设计的出发点不同:儒家政治是从维护整个社会群体利益、特别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民为国本、民贵君轻)的角度来设计的,强调规范君王的道德及行为准则的率先表率责任,以引导、规范和激励百姓,国家推行仁政是百姓行仁义的前提;所以强调身体力行、保障民生、主动教化的积极作为,德治先于、广于法治;同时,这也自然使得儒家之法亦务本而简,务本(即都有以价值观的是非裁量)而不漏,简而易行。而法家政治则是从维护君权的角度设计的,以君权的稳定和君王的利益为核心,把法条作为最主要的执政依据,百姓只能在行为上被动服从;这也必然导致法家之法治末而繁,治末(只针对行为“以文法为捕具”,无视行为背后的是非)则多枉纵,繁而离乱。3、治道逻辑不同:儒家的治道逻辑是在建立天子至庶民统一遵守的五常价值观规范的基础上,以君对民(上对下)的率先垂范、保障民生为起点,进而对民引导教化,再激励百姓人人自觉向贤、奉献社会,从而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法家的治道逻辑则是君王根据君权和国家需求,设定行为准则并制定成法,虽然其中也有鼓励人民为国立功、多做贡献的部分,但主要强调以重罚违法者的警戒震慑方式督促人民遵行,从而促使百姓人人守法,以形成社会秩序安定、国家财用充足的局面。对比治道逻辑,不难发现:1)法家立法没有可遵从统一的价值观规范,只有国、君需求的实用目的,所以,很容易出现法的良莠不齐,良法、恶法并行的局面。2)法家把君王自身的思行准则和百姓的准则完全分开,没有率先垂范和保障,以及在法之前的礼制层次的调整作用,百姓遵法自然缺乏自觉性,而具有被迫性。3)由于法家社会没有实施对民的统一价值观的引导教化,使百姓价值观离散;所以,法家治道一般倾向于重罚违法者,原因是法轻将起不到以儆效尤的震慑作用,百姓各从其欲、枉忽法律而百乱丛生;但这种重典之治,势必激起民怨,而使社会更加动荡。崇祯(外儒内法时代)屡用重典,天下愈叛,终国破身死;顺治入关,恰逢乱极之世,两年遂平,数载而安,何重典之用?因此,法家政权对人心的凝聚力很差,不仅平时难免于动荡,而且一旦遇到灾荒、兵乱等困难时,其瓦解的速度远比儒家政权快得多。故而,法家治国都难以长久,秦的以儒兴、以法亡,使后代王朝都不敢再纯任法家(第四章将详述)。4、是非观不同:儒家对是非的判断基点不仅在于五常价值观(只是大概念,而非清厘细要),而且因仁义有大小之分,所以要求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顺序,用“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的考察验证方法,来辨别仁义之远大者遵笃(在此前提下,也应尽量兼顾仁义之小者),这才为是,此外皆为非;所以,儒家执法更注重从价值观判断行为的是非而非文法律条(类似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而法家治道的是非观,对君王而言,主要看法是否体现了国家、君权的需求(实用目的),而没有统一、持续的价值观规范作标准,这就必然导致法家的治理效果不可能象儒家那样着眼于长治久安,例如广土众民之道,法家主张恃强凌弱、军功唯贤,对邻国“攻无罪之国以索地,诛不辜之民以求利”的做法同样是立功,而不考虑彼民彼地对我长治的作用;儒家则以“柔远人”为交邻之道,而使四夷倾心来附,或当对方之君暴虐无道时吊民伐罪,以此得邻国民心而得邻国之地,如此彼民化为我民,故彼地即为我地。因此,法家治道下,统治者无须修身,更无须“征诸庶民”(庶民必须服从法),并提出“不法古”而把“考诸三王”之类的历史兴替经验的借鉴(法古)说成倒退;对臣民的而言,主要看其行为是否合文法,这就直接导致:1)由于法不可能对所有行为细节都进行规范,所以对法无禁止的行为,百姓就会各从其欲,这将形成隐患积累,最终害人害己;2)即便对法有明文规范的行为,由于百姓价值观的离散,也总多涌现逞智规避以谋个人之私的各种尝试,一旦成功则立刻蔓延蔓延,即形成所谓法愈繁而诈愈多,令愈强而伪愈惑的局面。2、道家与儒家:道家的著作主要有《道德经》、《庄子》、《列子》等。道家构建社会秩序是从观察自然万物消长的特征出发,不主动维护任何利益而强调顺其自然,生民与自然万物一样都自有那个“自然之道”来调节控制,任何人为主动的作为都是多余和负面的,虽然他们也希望“民利百倍”、“民复孝慈”,但却认为这是任自然之后自发产生的社会效果;总是从人为的促进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极端异化来否定人对社会发展的主动作用,反对人类运用智慧去规范社会、改造自然,尽量把人类等同于万物(《吕氏春秋》录有:“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儒家志于“人”、道家志于“万物“的区别跃然纸上);因此,道家学说不可能是大国的统治哲学、更不可能适应人类社会的进步。从整个自然界而言,道家思想或许提供了一种人类最不侵害自然的和谐相处方式,但对人类这个充满智慧的特殊种群而言则是不可能、不公正的。在人类对自然规律的缺乏认识和掌握之前、在自然灾难面前,道家学说会自然不自然地提醒人类:我们对自然还缺乏了解,不要尽从人自身的角度判断和作为(人的视角)。道家学说的四大特点:1) 推辩证于极端而归于宿命论:这一点在道家著作中很普遍,如《道德经》:“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这是说好事物即使稳定,也长不了,因为变化是永恒的;再如:“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是说好事物变坏,也不是坏事;好事物出现,也不是好事,皆因有自然之道的调整作用;又如:“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这是说对立的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界线的;…等等。首先,好事物的稳定是人们的理想,所以,才要着眼于长远治国,才要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才要施以德政辅以法刑,怎能因为变化是永恒的,就放弃理想?其次,确实有些所谓的“大道”和“智慧”内藏大奸大伪,但这正是需要人们善于认识、剔除或纠正的,从而使治国大道更健康、智慧更纯真,怎能因噎废食、全部否定?2) 追求的结果与措施不匹配:道家认为,人的智慧都是自以为是的馀食赘形,全面抛弃后才有好的治理结果,靠的也是自然之道:“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馀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3) 顺应自然,对自然规律的运行只能被动地接受,反对主动探索,即所谓的贵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生;侯得一以为天下正”。道家贵一的“一”有两层含义:1)一者,天地万物运行之道皆为自现之表象也;二者,探求其表象之下的内在规律的多元者也;2)一者,天地、人伦、君臣皆法天道也;二者,天地、人伦、君臣各行各自之道也。就所谓天地自然之道而言,现在我们知道自然规律是复杂而多元的,这是主动探索(求二)的结果,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前提。但就人性伦理而言,由于人以其仁贪两重性以及智慧性,而区别于万物,所以,构建人类社会秩序,只能从人性出发,而不能任自然治道的方式(等同于万物),需要建立弘仁抑贪、符合人性的统一价值观规范,这就是儒家在人伦事物中的贵一追求(儒家也反对人伦治道求二)。因此,贵一论虽被孔孟之后的儒家结合进了人性哲学中,但对其内容已进行了根本性改良,把道家纯任自然的无为之道改变成了秉一而贯的修德治国之道(主动作为依据的准则,即价值观),如《吕氏春秋》有“故一也者制令,两也者从听。先圣择两法一,是以知万物之情。故能以一听政者,乐君臣,和远近,说黔首,合宗亲。能以一治其身者,免于灾,终其寿,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国者,奸邪去,贤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适,风雨时,为圣人。故知一则明,明两则狂”;汉代发展形成天人感应论以后,则进一步明确:儒家以德治礼教为主、辅以法刑的治国理念就是天道的体现,与天道是一体的。《春秋繁露》所谓天子承受天命,“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显然,儒家不仅将道家的纯任天地运行之道,转变为更倾向于借用天地之名,而且,儒家所强调的“一中”则是指统一人的价值观的中道。同时,在对自然探索上,儒家追求广益民智、重视各种节省人力物力的创造;在对人伦大义的践行方法,儒家讲求探寻各种能促使仁义正道之大者更简便、更有效的实施方法。这也是儒家权变于礼、智的目的,这种在对自然、人伦事物探索中智的运用,就是《吕氏春秋》所贵之“因”:“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沟回陆,注之东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汤、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远涂也,竫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推历者,视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弥子瑕见厘夫人,因也;汤、武遭乱世,临苦民,扬其义,成其功,因也。故因则功,专则拙。因者无敌”。4) 反对礼教、法令这些人为的治国措施,贵无为,追求任自然:“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可如果君王放弃礼教、法令这些人为的治国措施而无为于任自然,岂不为臣下行仁义收取民心提供了专民的机会?道家给出的解决法是杀敢,即“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但作为一个大国,如果君王倡行“无为”于前,那么恐怕只好苦于“无能为”于后了,就像唐天宝以后的藩镇之乱,欲以匡正,其殇何极?。“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这是说自然之道表面上无为,其实无所不为,万物皆在其调整治理之内,君王谨守无为而待万物(包括人民)自化即可;如果在民化过程中,发生出离自然之道的人为作为,就要以无欲之初朴压制他们,使他们无欲而安静,天下就自回正道了;这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可谓一脉相承。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道家的“无为”既是自然之道运行给人的表象感觉,更是对人、对君王的治理要求;而“无不为”则是对自然之道而言,而非对人、对君王而言。道家描绘的理想国家:善者为君,国无礼法,无行圣智仁义,一切返朴;对百姓皆弱其智、实其腹,民皆柔而无欲,以从自然之道;内忧以弃智、杀敢者除(“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外患以柔胜、以慈卫;其中必须注意,君王的无为是以对臣下弃智、杀敢为前提的,如果君王在上无为,臣下“勇于敢”或“广其智”,则君王若无为于前,必苦无能为于后,君权则危矣。显然,道家思想不可能作为大国统治文化,最多只能在人不多、地不广的,最好还是有自然屏障的小国实行。所以,历代没有任何帝王敢于全面以道家文化治国,最多只敢用之一隅,比如,唐天宝以后,对地方的治理,明显融入道家的治理理念(特别是安史之乱的震荡也未起到警示作用),尤其是德宗朝后不仅不杀敢,反而还以恕恶为推诚(佛家做法),结果之乱可想而知。即便用之一隅,也将丧之一朝(参见第四章唐朝篇)。然而,道家所追求的那个只要让人吃饱、尽量使人无欲无求而达到和谐安宁的初朴世界观,正是人类自认为远远高于其他万物、大肆攻伐自然界,而变得越来越欲壑难填时,应该回首谨记的信条之一,这才是道家文化对世界的意义。但比较法家、儒家,对于大国治理而言,此可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勉而无耻;(法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道之以自然,齐之以无为;则国将如何?当乱当亡!(道家)道家之道为自然万物生养、运行之道,也是所谓世界本原的内容,而非人性伦常善恶之道,这是与孔孟之道的区别;也非控制人性本恶的君王御臣民之道,这是与法家的区别。道家与儒家的区别:道家治国的核心是法自然,认为统治者不应把主观意念强加于对万民的统治之中,特别是不讲主动教化百姓,更不会选拔对百姓有教化、带动作用的榜样人物为官,所以,道家强调无为而治,这种无为是任自然的无为,即一切顺应自然,不要将人的主观意念强加于治理之中,一切皆有自然法则之手予以调节(类似于亚当.斯密描绘的市场之手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儒家政治的无为是无出中适之道而异为,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儒家的这种无为是当中适制度已有效运行、贤德之人已各适其任以后,君王不必进行画蛇添足式的标新立异之为。舜在尧的治理措施已稳定运行,重用禹、益、稷等十大臣,并举八凯八元等贤达分理政务、各适其任时,他自己就应恭己正南面以审其效、以观其变,因此,能流放邪辟无能的共工于幽陵(以疲弱北狄),放逐不尊帝命、擅用共工的讙兜于崇山(以更俗南蛮),迁数次作乱的三苗部落于三危(以改变西戎的格局),殛杀治水不利的鲧于羽山(以震慑东夷),去四凶而天下咸服,使举国上下咸让、百姓亲和、百工致功、远人来贡。这显然与道家的无为有本质的区别。道家和儒家差异的根源在于对人君贯彻天道的不同理念:道家认为天道即自然之道,自然之道貌似无为,实际无不为,时时处处都对社会秩序起着调整作用,人君的引导教化性的主动作为都会破坏自然之道的调整作用,唯一应作的是使百姓保持初朴、无欲,即“弱其智,实其腹”之类。而儒家认为天道是自然之道的同时,更是仁道或更具备仁的特质(天意即民心),但天道无法自行贯彻于社会,所以天子受命于天,是主动贯彻天道的唯一责任人,必须勤勉主动地作为,以代天管理、率民以仁、教化万方,并且提出天人感应论:在天子对天道贯彻得好,即执政出现民悦政兴、天下祥和的局面时,上天会符降祥瑞以示肯定;在天子对天道贯彻不好,即执政出现民乖政乱、凋弊充斥的局面时,则降灾生异以示警告(此时,人君需从自身查找原因,省政修德);可以认为,这是对道家无为、任自然的治理理念的儒家改良(详见十三、儒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儒学自然观的发展历程)。同时顺便说明一下,尚节俭不是道家与儒家的区别,儒家也尚节俭,所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唯艰”,帝王尚节俭是治国九经中“修身”和“子庶民”的具体表现之一;说得再准确一些,道家不是“尚”节俭,而是条件所限只能节俭,而儒家是在物质丰富的情况下尚节俭。因此,“专务以德化民”、“兴于礼义”的汉文之治是典型的儒家治理,而非道家治理。道家学说的天地阴阳的自然观一直被古代儒学所采纳(始于《吕氏春秋》如:“万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阴阳”等),这是秦汉时期援道入儒的主要部分。道家自然观对儒家的影响,从战国的《吕氏春秋》,到西汉的《春秋繁露》,再到宋代的理学,几乎一脉相承。这是因为一方面,儒家最早只是人性哲学,没有对自然万物的探索和思考,因而没有形成自身特色的自然观部分,而道家的自然观在古代普遍被人们接受,同样也被儒士们广泛接受;另一方面,儒家学说要成为统治哲学,也需要诠释自然、效法天地,以使统治者和百姓信服。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鲁,把老师关于“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观点极端化,认为“连一次也不能”;这种的观点被认为是否认事物稳定性的相对主义诡辩论。就一切事物和规律而言,变化(即运动)和稳定(即静止)都是对立统一的,变化和稳定之间又相互依赖和互为参照,这是人类认知世界并主动作为的前提。否认稳定,变化就失去了量度,世界上就不会有确定性质的事物了,整个世界将一片混沌,这必然导致不可知论,使人类只能归于听天由命的宿命论。道家学说推辩证于极端的理念,就是否认稳定,以模糊对立事物之间的界线,对应的治道理念只能以君王的无为之政,来任自然之道的自行调整和治理,因而具有相对主义宿命论的特点。3、佛家与儒家东汉后期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认为世界本原是空,各种物质、生命是诸法实相。佛家的特点: 1)、修慈悲心,不杀生。与儒家的修德同于倡导善行,但也有异:儒家善恶分明(除恶务本),而佛家善恶同悯(不除恶,而是恕度恶,而儒家的恕是视弃恶从善、知过能改为“善莫大焉”之恕,即以改恶为前提,恕其既往);儒家修德为五常,更全面、更符合人性;儒家是自修,佛家是戒修。 2)、息意去欲,清静无为。比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更甚,孔孟儒学倡导的则是有欲而节;与道家的法自然而无为象而不同:道家任自然,有自然之意和欲,而佛家没有,讲究四大皆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3)、人死灵魂不灭而转世轮回,善恶因果报应,三世轮回。儒家不讲转世轮回,其天人感应的因果关系也与佛家的因果报应不同:人者,悉心善行而感天动地,则天必佑之,相反,天必罚之;其中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哲学道理,这是与佛家的因果报应的不同之处。 4)、佛家倡导行善,虽类似儒家的仁义,但不强调国家率先垂范、保障之类的仁政,也没有促进人人向贤、努力为社会做贡献的激励、奖惩机制,所以佛学不具备完整的治道逻辑。总体看来,佛家思想与道家、理学类似,可以作为个人自修文化,当然它们各有不同:道家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有助于提醒人们尊重、善待自然;理学在强调修仁去欲的同时,更强调以仁义之道对万物之理的格悟;而佛家则更强调人内心世界的清静无欲,有助于人们放弃妄念而不受欲望的摆布。但三者都不应作为统治文化,更无法成为大国的统治文化。因此,综合考量,儒家文化是系统性最强、最有利于凝聚所有人的智慧、形成更大的社会创造力的统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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